第八十章——玄烨解国榷（第2 / 3页）

良久，弘毅突然记起季开生那日转述朱之锡的一番言论，如获至宝一般，再次开口说道：

“正是谈老先生史德和史义高尚，您才能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顺治四年八月，您的书稿被盗，可谈老先生，您！居然满怀悲痛，发愤重写。再经四年努力，终完成新稿。顺治十年，年至花甲的您，携再稿远涉北京，一年多来，走访故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亲历前朝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您还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才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这，不就是史德与史义的集大成嘛！”

弘毅说完，站起身来，深深一躬，然后就盯着谈迁的脸庞，观察着他神情由惊到悲，由悲到哀，由哀到喜，最后终于从难掩喜悦到“於其心有戚戚焉”！

“贝勒爷，谈迁受教了！”终于，一旁的老谈头终于恍然大悟一般，一下子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冲着下手两岁的孩子拜了下去。

贝勒爷？老谈头改了称呼了？弘毅闻听此言，喜出望外！

“哦？哪两点？”谈迁没有想到，小小一个两岁幼童，居然对史学前辈的论述大言不惭，竟然要做个补充。不屑之余，倒也好奇。

“玄烨不才，窃以为还可加上‘史德’、‘史义’！”

“史德？史义？何为史德？何又为史义？”谈迁代表在座所有人，急急发问。

“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弘毅先来个开题之论，言简意赅。然后急忙在脑海中搜索当年粗读乾隆朝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4]的《文史通义》后，残留的只字片语。

“玄烨以为，著述历史，在刘子玄‘才、学、识’三长之后，还要追求一种俢史的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家的品德修养，即‘史德’，要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要符合旧史之原貌，不可参杂俢史之人的偏见，也就是说，要尊重史实，经受得住后人后世的品评。[5]”

又成了！

这读书之人，最讲究一个心高气傲。

弘毅说完，低头不语了，不是说的不对，而是感觉自己终于犯下了所有穿越人的劣迹——提前拿出后世大家的言论来给自己充门面，十分不好意思，差一点就脸红！不害臊呀！没办法，既然欺世盗名了，那就继续厚颜无耻吧！

“史所贵者义也。所谓史义，乃俢史而令读史之人明了其中大义所在，感知历史发展之必然。在玄烨看来，郑樵[6]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7]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义。做史贵知其义，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故而，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

而不能抽丝。”弘毅一股脑将自己还记得的人家一百年之后章学诚的主要学术思想来了个底调儿，和盘托出。

……

沉寂，死一般的沉寂，就连弘毅，也能听到自己一颗不安的良心在急促跳动。其他人倒不是羞涩得说不出话，而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那里知道，弘毅当年修习国际政治的专业，历史学也是多少要涉及一些的。何况他还对中国历史十分感冒，自然偷偷补充了不少课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