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八章 大家都不容易（第1 / 4页）
士匄马上插话，问：“可我还有点不解——商人们怎么会心甘情愿，承包我们的税收呢？我们可是要预收全年税款，年初的事情，谁能预测到年尾？商人怎会甘心预先垫款给我们……？”
赵武笑眯眯回答：“这其实还是一个‘经营’概念，如果按照管仲的经营学技巧，把整座城市当做一个产业经营——既然整个城市是一个产业，只要精心经营，总会有些收益。这收益或许很大，或许是亏本。但如果我们要求以去年税收额来承包城市，那么，商人们坐地投资经营一座城市，总比走南闯北投资其他产业，风险要小得多。
这其中还有一些经营手段，需要对包税商进行培训……比如对城市商业环境的投资，市场如何管理等等。而这一切，投资人是商人，经营人是商人，我们无需花一点行政费用，只管坐享收益。光是因此减少的行政费用，就值得我们去实行这个承包制。”
荀罂表态：“不错，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民政人手减少到最少，让晋国所有的武士都参加战斗，让军事之外的资源消耗减少到最低，而我们官员也无需太操心民政，全部精力都用于对外做战……只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万一……你说的那叫‘包税商’是吧，万一他们要借机加重盘剥百姓，怎么办？”
赵武回答：“商人，比官吏更不敢加重盘剥百姓——他们只是收税商。商人是追求利润的，他们是我们任命的，只有收税的权力，正因为他们不是官吏，他们的作为不会引起百姓对我们政体的怨恨。而我们随时可以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免除他们的权力，并且，免除他们无需任何行政费用。
赵武站住了，他扫了一眼在场的人，稍稍考虑了一下，不客气地说：“我建议：今年年底之前，干脆别再召集军队了。货币改革没那么快立竿见影，现在新货币才处于推广期，刚刚见成效而已。下一步，我正打算建立各地商会，把国内的收税制度也进行一些小的变革，如果给我时间把这个变革完成，从此我们就可以专心于军事了。”
悼公刚才夸奖赵武的改革立竿见影。其实，赵武心里面明白，这时代民间交易大多数还是坚持古老的以货易货，真正运用货币进行交易的商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家臣。当然，唯有他们在进行大宗贸易。这些人从贵族手里接过货款，在市场上采购货物，而后将货物变现，盈利所得也用货币结算，以方便向贵族报账……所以，赵武进行的货币改革，并没有推行到老百姓这一层次，但因为贵族进行的都是大宗贸易，用新货币计税后税收收入明显，这才让悼公感觉到“立竿见影”。
变革是需要时间的，每一次变革都要产生社会振荡。赵武选择这个时间推行新货币，是因为晋国重新获得了霸权。在对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国君可以用大量的新钱赏赐功臣，由此，让国内对新钱的认识迅速普及……
但这些还不够，赵武还需要时间——晋国唯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荀罂马上问：“你要改税收制度……你打算怎么改？”
赵武竖起指头，说出两个震撼人心的字：“承包！”
我们只是把税收承包出去，司法权还在我们手里，税收的最终裁判权还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说：任命他们的权利在我们，撤换他们的权力也在我们。除了法律之外，我们可以明文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维护包税商的承包权，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剥夺承包权，重新将包税权转售。一旦包税商失去承包权，预先给我们缴纳的承包款我们并不退还……
商人是追求利润的，为了避免失去包税权，他们只能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在我们划定的框架内，精心经营城市。这样，我们不具体参与征税过程，百姓的怨恨不在于我们，而我们却能随时随地的行使对税收的监督权，撤换权……”
士匄再问：“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只要下功夫经营城市，承包商们总会有收益，如果这收益太大了，岂不便宜了那些奸商？”
赵武回答：“谁投资谁受益——天经地义。我们已经拿了好处，总要给别人留点汤水吧？再说，我们大可每年年底，根据上年税额，重新调整下一年的承包额。或者以某个额度承包出去，却要确定一个承包期限。到了期限，再用新的承包额，重新进行招商，让商人们竞争承包……”
士匄拍拍手，叹息：“赵氏能够在短短时间内重新崛起，不是毫无原因的啊……我没问题了，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悼公问：“武子，你稍详细地解释一下。”
赵武回答：“现在国家财税困难啊，为了从每家每户那里征税，我们不得不养活大量的税吏，以便让他们走入千家万户……；为了计算老百姓应该缴纳的税额，我们又要养活大量的计算师，但现在，我们本来就税源萎缩，同时，大量的战争伤残以及纳赋武士需要养活，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养活不能战斗的收税官吏，我觉得没必要。
收税，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手。目前，我们对外战争频繁，百姓都去服兵役了，结果，我们收税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商人。商人手中既有足够的伙计，也有足够的计算人才……我琢磨着，干脆将收税这活儿交给商人，我们可以每年确定一个税收额，让商人们按这个额度交给我们税款，这样，我们等于提前把全年的税款拿到手了，却不用养活庞大的征税人员。”
魏绛目光一闪：“这倒是个好方法，我们可以提前拿到全年的税款，而后‘量入为出’——比如今年，预先拿到全年税款，这次的战争经费就有了。然后，我们可以根据钱的多少，筹划该怎么打当年的仗……我们可以在年初、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心中就有了经费底限。”
得了，赵武本想拖延战争，没想到他的主意听到众人耳中，反而成了战争催化剂。光是魏绛说的这一项好处，就足以让在座的晋国正卿们动心——魏绛会前曾提出“战时经济”策略，可见，为了应付连绵的战争，晋国人都打算“均贫富”了。这时，赵武瞌睡递枕头，送上了包税计划，对晋国最不伤筋动骨，似乎是令百姓痛苦最少的战时经济策略。